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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是改革的先行者。简而言之，“温州模式”就是民营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就是民间制度的无穷创新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保护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政策层面，就是“逼出来、干出来、传下来、放出来”。这里原本地少人多，资源贫乏。民谚云：“永嘉（县）单干，文成（县）人贩，平阳（县）逃荒要饭，洞头（县）靠贷款吃饭。”如今却商潮涌动，流金泻银。这里原本最少计划经济的控制，改革开放后，温州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强大生产力、十多万购销员遍布全国找市场、农民自我积累兴建起来的小城镇三位一体，无疑是最经济、最直接、最原生态的市场行为方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落后地区脱贫致富的道路，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为“小商品，大市场”。后来又逐渐形成专业化的商品集散地，比如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白象建筑材料市场等闻名遐迩。
回首艰辛的创业之路，这里的家庭手工业仍然动力不竭，营销模式已然千变万化，而城镇建设方面却遭到了空前考验，即市场主体不能正当防卫其外部边界，市场交易成本太大，这是一切传统商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市场社会最大的制度成本。在西方，这一般通过有限赎买完成，也就是通过契约手段束缚政府权力，确立对市场经济的绝对尊重。在中国，这一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温州模式”能否越过这个坎儿走向现代市场的厅堂？“官员购房门”事件折射出，这个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超乎想象，而这足以动摇市场经济的根本。
